人口的變化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影響： 1. 經濟增長速度會隨之放慢；2. 不平等程度會隨之加深。
如果子女少，則遺產繼承更容易導致財富集中。
如果人口多，偏好會更多樣，社會流動性相對更強，年輕一代會和上一代更不同，機會相對更多，從而間接地有助於減少不平等。
考慮到「人口變化」和「人均產出的變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二十一世紀全球產出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本身並不值得擔憂，只要能夠保持正增長，假以時日，人們的生活水準仍然會有巨大的提高。
值得擔憂的是，在資本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賽跑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將低於資本增長的速度。
皮爾提在研究「所得不平等」時，最關注的指標是「資本/所得比」，即資本 (財富) 與國民所得的比例。
並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懶漢賺更多的錢是應該鼓勵的。
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財富甚至是繼承來的財富生息，從而導致極度富裕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 (財富) 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積累的結果，而國民所得是「流量」的概念，只計算一年之內一國的所得。
資本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麼問題呢？ 那就是資本帶來的所得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份富人的手裡。
工資增長的速度和「勞動生產率 (人均產出)」 同步增長，這意味著工資增長的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 (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勞動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
人口的減少和老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長的潛力，而人口老齡化越嚴重，儲蓄率相應地也就越高。
低增長加上高儲蓄，決定了全球的資本/所得比會逐漸提高。
從理論上講，資本回報會遞減，但關鍵在於遞減的速度有多快。
當資本和勞動彼此間的替代彈性 > 1 時，儘管資本的邊際產出會下降，但資本佔國民所得的比例還是會提高，這是因為收益遞減的作用不如資本規模膨脹的作用大。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 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
技術進步會不斷地帶來新的投資機會，資本也可以周遊世界，各地都在為吸引投資而互相競爭。
如今的教育已經從增加「社會流動性」，轉變為壓制「社會流動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學，窮人的孩子則唸不起。
二十世紀中期建立的「退休金隨收隨付」制度也無法持續，因為未來的老年人口會比年輕人口多很多。
適度的財富能夠鼓勵勤奮，但過度的財富只能鼓勵寄生蟲。
「所得分配」是經濟學中最有爭議性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會涉及人們對公平的理解，容易激起人們最強烈的情感。
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最大的特色，就是借助海量資料發現歷史規律。
所得分為來自「勞務的所得」和來自「資本的所得」。
來自勞務的所得也會有不平等，但一般來說程度相對不高，來自資本的所得不平等才是最值得關注的。
資本可以不斷積累，資本可以世代繼承，最終導致財富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
從公眾的接受程度來看，如果是靠勤奮和天賦獲得更高的所得，還可以接受，但是坐享祖上傳下來的財富，對社會一點貢獻也沒有，就會令人格外地感到不公平。
經濟學家經常談到「人力資本」投資，其含義是，如果勞動者的技能水準普遍提高，勞動者的重要性會超過資本財的重要性，生產活動更多地要靠人，而非機器，那麼勞動得到的所得也就會相應增加。
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準都有提高，但機器的複雜和先進程度也在提高。
二十一世紀的生產活動，和十九世紀一樣需要機器，只不過是需要更先進的機器而已。
因此，聰明的勞動者並沒有替代了笨重的機器，從而顯著地增加所得。
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這是導致財富不斷集中的關鍵。
市場競爭越是充分，資本的優勢越是明顯，能夠得到的回報就越多。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關注的是一國內部的所得分配。
國民所得 = 資本所得 + 勞務所得。
要嘛是資本拿走，要嘛是勞動力拿走。
在索洛模型中，資本的邊際報酬是遞減的，但皮凱提認為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是相當穩定的。
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1. 人口的增長。
2. 人均產出的增長。
人均產出的增長，意味著社會在不斷進步，下一代的生活會比上一代更好，人們能夠消費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多。
高速經濟增長不是常態，而只是特例。
一國只有在經濟起飛和趕超的階段，才會有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
重要的不是增長速度快，而是長期保持穩定的增長。
德國的資本主義與英法的資本主義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德國的資本主義被稱為「萊因式資本主義」，而英、美、法等國的資本主義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
萊茵式資本主義 → 「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企業要照顧到利益相關者，即所有和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要求。
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 → 「股東資本主義」，企業要為股東的利益服務，一切都要聽股東的。
從歷史的源頭來看，美國其實有兩個體制、兩種傳統、兩個靈魂。
北方的美國朝氣蓬勃、自助自立，洋溢著自由平等的理想，而南方的美國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到處是剝削和壓榨。
通貨膨脹也是一種所得的再分配，工薪階層、中產階層會嚴重受損，而富人很可能毫髮無損。
「資本」和「勞動」這兩種生產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
假設你打算開洗衣店，勞動力價格低的話，你可以雇人洗衣服，如果勞動力價格太高、資本財價格便宜，你可以買個洗衣機。
設想兩種極端的情況：
1.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零；
好比一個工人只能操作一台工具機，如果工人多了，就沒有工具機可以操作，而工具機多了，就沒有工人可以去操作。
2.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無窮大；
設想一個完全自動化的工廠，不管工人多少，都可以源源不斷地增加機器人，完全由機器人生產。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意味著資本不容易替代勞動。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意味著資本的用途更廣，能更容易地替代勞動。
資本越多，其邊際生產率就會越低，資本的收益就越少，但另一方面，如果資本能夠更容易替代勞動，其規模就會更快地擴大。
如果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則資本規模增加的速度更快，資本收益下降的速度相對較慢，此時資本規模膨脹的作用會大於收益遞減的作用。
技術進步會不斷帶來新的投資機會，這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會 > 1。
當資本收益率能夠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準上時，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也會越來越高。
從 1975 年到 2010 年，已開發國家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比例已經從 15% ~ 25% 逐漸上升到了 20% ~ 30%。
回顧歷史數據，工業革命期間，資本所得的比例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卻停滯不動，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紅利主要被資本拿走了，而勞動得到的收益十分有限。
根據皮凱提的分析，未來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比例還會繼續升高，直至 30% ~ 40%。
兩個世界出現了：收租者世界和超級經濟人世界 → 分配不均與集中化概念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所得不平等」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
有些不平等未必是壞事，但有些不平等將葬送社會進步。
十九世紀曾經出現過極度的財富不平等，年輕一代面臨艱難選擇：是努力工作，靠自己的拼搏出人頭地，還是依賴「靠爸」或「婚姻」？
所得不平等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一種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
這兩種不平等的程度、背後的機制，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是不一樣的。
導致勞動者所得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且積極的。比如，勤奮的工人比懶惰的工人所得更高、聰明人理應比笨人掙得更多，一般來說人們也不會有異議。
就「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而言，可能也會有不合理的因素 → 每個人的天賦與技能不同，但這個社會對不同天賦、技能的市場需求卻是不一樣的。
很多政策和制度也會影響到勞務所得的不平等程度。比如，是否允許工人組織工會與資本家談判？ 這將影響勞方和資方相對的談判能力。
另外，是否要限制企業高階主管的所得？ 如果不加以限制，完全可能出現天價年薪，因為企業高階主管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企業的薪酬委員會。
影響「資本所得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未來可能會有所得或支出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儲蓄，這叫作「預防性儲蓄」。
導致「資本所得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原因是：資本所得有「規模經濟」。
如果你手頭只有一萬元，你能夠投資的機會很少，賠錢的機率很高，但如果你有一億元呢？ 你可以考慮更多的投資機會，分散風險，最後的報酬率會更高。
這是一種「不平等乘數」，或者就像『聖經』裡說的「馬太效應」。
資本還可以傳給下一代，這種「遺傳效應」，是導致長期內資本所得極端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如果不在政策上加以抑制，「世襲資本主義」將再度降臨。
所得多的人，最後積累起來的財富可能也多，這兩種不平等就會互相強化。
「資本所得」具有自我積累的性質，一年年積累下來，資本所得的不平等程度會日益加劇。
當一個社會所得最高的 10% 人口拿走了一半的總所得時，警鐘就已經敲響了 (法國大革命前夕)。
皮凱提談到，在兩種情況下，一個社會將出現極端的「所得不平等」，一種是「收租者社會」，另一種是「超級經理人社會」。
「收租者社會」的所得不平等，其主要來源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財富分配極其不公，而一個人能有多少所得，更多地不是靠其「勞務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些資本又主要是從上一代繼承下來的。
「超級經理人社會」的所得不平等，主要來源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這是一種「贏家通吃」的社會。
資本所得又可分為「房產」和「金融資產」兩類。
在社會前 1% 的群體中，其所得越高，房產在財富中所佔的比例越低，金融資產所佔的比例越高。
金融資產中主要以股票為主，來自股票的所得中又主要來自股票的分紅，而非股票增值後的所得 (即炒股的所得，資本利得)。
從二十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美國的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美國從一個相對平等的國度，逐漸變成了一個不平等的國度。
美國的所得不平等情況有一個極其鮮明的特點，就是大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增長得很快，經常會達到天文數字。
所有行業的大企業高階主管都更傾向於提高自己的薪酬，那麼他們的錢，究竟是市場獎勵他們的？ 還是他們自己操縱了薪酬委員會，自己分給自己的？
教科書上總是說，勞動力的工作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在整個企業的產出中，你能貢獻多少，就能拿到多少工資。
而你能貢獻多少，又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關係決定的。
如果勞動力市場上需要一個打老虎的，但只有你一個人是武松，那你的身價自己就高。
從勞動的供給來看，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決定了你能夠擁有什麼技能。
從勞動的需求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技術決定了誰能上工。
如果你的技能提高跟不上技術的進步，就會被淘汰，機器可以替代你的勞動；反之，如果你的技能可以跟上技術的進步，就可以繼續留在隊伍裡。
如果教育跑輸了，勞動者跟不上技術進步對新技能的需求，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就會帶來更大的「勞務所得不平等」。
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對不足，是因為大學的學費太高，低所得家庭的孩子讀不起。
在教育更加均等化的國家，比如北歐國家，「勞務所得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
但傳統的「工資決定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勞動力所得不平等的程度差異如此之大。
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各個國家、各個時期的政策和制度不同。
一個社會是由管理層自行決定工人工資，還是允許工人有參加工資談判的權利呢？ 是否規定了最低工資，工資的增長是否要和通貨膨脹掛鉤？ 這些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勞動力的所得分配。
「工資決定理論」只有在極個別情況下，即可以簡單、清楚地測度每個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時，才能成為合理的指導。
考慮到「資訊不對稱」，我們可以看出，工資是各方討價還價的結果。
觀察所得最高的 1% 群體在國民所得中所佔的比例，會發現「超級經理人社會」主要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所得分配」並非如教科書上說的那樣，是由市場機制自發決定的；它受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這是所有社會科技都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所得不平等中，「資本所得」的不平等程度遠大於「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
縱觀整個法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到去世時，幾乎沒有任何財富可以留下來。
英國的資本所得不平等程度比法國更嚴重。
英國所得最高的 10% 群體佔有社會財富的 70%，所得最高的 1% 群體佔有社會財富的 20% ~ 30%。
美國人曾以自己國家的所得平等自豪，但如今美國人反而為自己的「所得不平等」而自鳴得意，認為這種所得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動力。
為什麼資本所的會有內在的不平等性呢？ 關鍵就在皮凱提觀察到的一個現象：資本的收益率往往大於經濟增長率 ( r > g )。
皮凱提談到， r > g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而非通過理論推導出來的結論。
從長時段來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在極高的水準，經濟增長無非來自人口的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十九、二十世紀的人口爆炸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二十一世紀人口出生率會逐漸下降，甚至降至零。
全球經濟增長率在二十世紀達到了接近 4% 的峰值，然後掉頭朝下；這其間，資本收益率卻一直保持在 4% ~ 5% 的水準。
不管資本的形式怎麼變化，資本的收益率始終較為穩定，而且一直高於經濟增長率。
資本的流動性遠遠高於勞動，理論上應該發生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從宏觀的角度、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都沒有發生。
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也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值得擔憂，但如果不平等不是來自個人的努力、才能，而是來自天生的「機會不平等」，那麼這種不斷積累的貧富分化將帶來尖銳的社會矛盾。
食利階層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敵人。
什麼是上等人的生活呢？ 在十九世紀初，這意味著你的所得要相當於平均所的的 20 ~ 30 倍。
在那個時代，如果你不想把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瑣碎的家務，就必須能雇得起一大堆僕人，所以你的所得得相當於 20 ~ 30 個普通工人才行。
如今，財富繼承越來越重要，但絕大部分年輕人仍然相信要靠自己的拼搏，但他們也越來越多意識到「靠爸」的重要性。
有父母的支持，與沒有父母的支持，對年輕人的生活、事業會產生很大的不同。
經濟變得越來越資本密集，而非勞動密集，技術進步導致資本變得更複雜。
越是競爭充分，資本的流動性越強，能夠投資的機會越多，可以得到的回報也就越多。
在市場經濟中，資本永遠為王。
極度的不平等會威脅到民主政治，如果一個社會的風氣不是靠拼搏，而是拼「靠爸」，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失望、不滿，甚至引發革命。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資本收益率真的高於經濟增長率，那我們把所得中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也用來投資，那不就人人都能跑贏經濟增長率嗎？」
投資有風險，要有耐心。
如果你是靠工資生活，是個「月光族」，你如何才能把錢儲蓄起來，留到遙遠的未來，等有了投資收益後才去享受？
人賺錢很難，但錢生錢很容易。
投資收益存在著「規模經濟」，資本規模大，則投資機會更多；財富多，則投資更能經受風險、更有耐心。
大資本加速積累的結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財富比例下降，這將帶來中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和被剝奪感。
不管財富最初的來源是什麼，是繼承祖業也好、自己白手起家也罷，都無關緊要，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它們就會變得一模一樣。
資本會不斷地自我增值，呈現出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馬太效應」。
「教育」應該要能夠促進社會的流動性。
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整個社會的技能水準都在提高，因此勞動者的所得分配並沒有改變。
更糟糕的是，如果教育體制存在缺陷，反而可能導致「社會流動性」降低。
像美國一流大學的學費奇高，這麼高的門檻把很多低所得、甚至中等偏上所得家庭的孩子擋在校門外。
二十一世紀的養老金制度將遭遇巨大的挑戰。二十世紀中期，「現收現付」的養老金體制一度盛行，其基本做法是讓現在的年輕人繳費 (政府、企業和個人承擔部分責任)，交上來的錢用於支付給現在退休的老人。
如果人口出生率不下降，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一代一代人像接力賽一樣，可以一直跑下去。
問題在於，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經濟增長率終將下降，等到我們老的那一天，該從哪裡領取養老金呢？
另一種養老金體制是「基金制」，是把這代人的養老金拿來投資，未來以投資的收益支付退休金。
但現在很難把「現收現付制」轉變為「基金制」，因為在轉型時期將有一代人的退休金沒有著落，他們將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一種緩解貧富分化的辦法是移民。
美國的所得不平等程度已經高於歐洲國家，但其國內輿論卻對所得不平等持更為容忍的態度。
主因在於很多移民是從相對落後的國家來的，他們到了美國後，跟自己過去的群體、國家相比，感到所得水準有所提升。
減少債務負擔的三種途徑是：增加稅收、通貨膨脹和減少支出。其中，「增加稅收」最為可取，「減少支出」危害最大。
在經濟低迷時期，減少支出將導致經濟進一步下滑，財政狀況更加困難。
以通貨膨脹消除債務壓力可能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並帶來嚴重的所得再分配。
當人們普遍預期到通貨膨脹後，再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只會帶來工資和物價的螺旋上升。
皮凱提對於「所得不平等」的建議可概括為「節制資本」。政府唯一要做的是徵收累進的所得稅和資本稅。
皮凱提講到：「極端富裕的家庭，主要是靠金融資產，而從金融資產獲益，更多的是靠企業分紅。」
這其中有強大的「複利效應」，也就是說，你拿到分紅後並不花掉，而是繼續讓這些錢為你增值，利滾利，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