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耗費我非常多的時間,其中包括快速讀過兩次、精讀一次,針對書中的一些歸納與總結思考了非常長的時間。
其實我早就買了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超厚一本,滿滿的數據分析,這要很有耐心才有機會看完,但看完也不代表看懂 (像我看完就滿頭問號)。
透過別人的導讀,我反而更能掌握「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所要表達的重點,以及對於未來經濟趨勢的預測。
要先說明一點,我已經過了當憤青的年紀,也沒想過要參加什麼社會運動,這本書帶給我的是造成「所得不平等」的原因,以及背後的歷史脈絡。
我並非想要反趨勢,而是要思考我們該如何順應時勢,並從中取得有利的位置,這才是我想討論的部份。
先從最近熱門的議題切入,AI 的高速發展,會不會取代我們的工作,該如何應對?
歷史會一再地重演,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以前曾發生過的重大事件,並類推可能會造成的結果。
「技術進步」會不斷帶來新的投資機會,這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會 > 1。
除了積極學習、讓自己跟上技術發展外,就是要把自己的「資本」投往更有未來性的地方。
既然社會上有「勞務所得的不平等」,那我們要更深入去思考它是怎麼形成的,以及能否將自己推向前 20%、而不是留在後 20%。
即使社會上的勞務所得不平等現象無法改善,我們也要讓自己佔據有利的一方。
舉例來說,我在「工程師該怎麼評估自身價值?」及「創業要考慮哪些要素?」中都有提到量級跟指數增長的概念,想要大幅提高自己的勞務所得,就得思考自己「賦能」的範圍有多廣。
不止是工程師有辦法透過這個思維提高勞務所得,其他產業的從業者也能視情況如法泡製,盡可能地將自己一次性的勞務成果賣出多次,這樣就可以自然就能提升勞務所得。
同樣想法也可以套用在「主動投資」上面。
在「怎麼衡量投資績效上的不對稱性」一文中所提到不對稱性的能力,其實就可以視為投資人的勞務成果。
要提高投資人的勞務所得,主要在於投資本金是 10 萬還是 1,000 萬的量級差別,同樣的勞務成果 (操作策略),其勞務所得相差了 100 倍。
同理,開發一款產品的韌體,賣 10 台跟賣 1,000 台的勞務所得當然是天差地遠;準備一堂教學課程,教 10 個人跟教 1,000 個人,其附加價值也有顯著差異。
在科技的輔助下,有些原先只能賣一次的服務或勞務成果,可以瞬間提升好幾個量級。
這是讓我們在現今「勞務所得不平等」的結構中,取得優勢的一個好機會。
再說回到「資本所得不平等」,除了繼承遺產的人外,如果是因為勞務所得高而累積財富的情況,這個不平等反而是一種鼓舞人心的現象。
人類受限於生理情況,精神與體力並不會一直保持在巔峰狀態,要是能先從「勞務所得」累積財富,變成自己往後的「資本所得」,這無疑是對自己未來的一種生活保障。
要知道錢是中性的,資本流動的速度比人移動的速度更快,在跨區域、跨領域更是沒有限制。
人想要跨不同的領域來創造勞務所得,都會面臨學習曲線陡峭的問題,就更別提跨區域所需要適應的語言、文化差異。
當資本的流動性遠遠高於勞動時,「勞動邊際收益遞減」要比「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現象更為顯著。
因此,打不過它就要想辦法加入它,先想辦法提高自己的「勞務所得」後,透過儲蓄來幫自己累積財富,進而學習投資的相關觀念與方法,創造屬於自己的「資本所得」。
要想辦法讓自己在現今「資本所得不平等」的趨勢中,佔據有利的一方。
順帶一提,雖然皮凱提在書中是以英法德美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歸納出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的比例越來越高的論述,但在台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在「孫主任的經濟筆記:薪資為何凍漲?」一文中提到:
「在 1990 年所得分配給員工的比重,賺 100 元的 GDP 有 50 元給員工,現在只剩下 46 元。
政府的稅收也從 1990 年的 10%,到現在只有 6%。
反觀老闆和股東的所得分配比例從不到 30% 到現在超過 32%。資本的折舊,也從早期只佔 10%,現在已經達到 16%。
從所得分配的轉變來看,早期是員工多、稅收多,現在是機器折舊多、老闆與股東拿更多。」
從上面的數據來看,台灣的 GDP 成長背後代表地是「資本所得」越來越多,而「勞務所得」的佔比則不斷衰退中。
這大概也反應了台灣近年來人均 GDP 上升、經濟成長強勁,但多數民眾無感的主要原因。
沒有「資本所得」,就沒辦法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很無奈,卻是現實。
本書重點摘要如下:
人口的變化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影響: 1. 經濟增長速度會隨之放慢;2. 不平等程度會隨之加深。
如果子女少,則遺產繼承更容易導致財富集中。
如果人口多,偏好會更多樣,社會流動性相對更強,年輕一代會和上一代更不同,機會相對更多,從而間接地有助於減少不平等。
考慮到「人口變化」和「人均產出的變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二十一世紀全球產出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本身並不值得擔憂,只要能夠保持正增長,假以時日,人們的生活水準仍然會有巨大的提高。
值得擔憂的是,在資本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賽跑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將低於資本增長的速度。
皮爾提在研究「所得不平等」時,最關注的指標是「資本/所得比」,即資本 (財富) 與國民所得的比例。
並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懶漢賺更多的錢是應該鼓勵的。
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財富甚至是繼承來的財富生息,從而導致極度富裕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 (財富) 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積累的結果,而國民所得是「流量」的概念,只計算一年之內一國的所得。
資本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麼問題呢? 那就是資本帶來的所得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份富人的手裡。
工資增長的速度和「勞動生產率 (人均產出)」 同步增長,這意味著工資增長的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 (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勞動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
人口的減少和老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長的潛力,而人口老齡化越嚴重,儲蓄率相應地也就越高。
低增長加上高儲蓄,決定了全球的資本/所得比會逐漸提高。
從理論上講,資本回報會遞減,但關鍵在於遞減的速度有多快。
當資本和勞動彼此間的替代彈性 > 1 時,儘管資本的邊際產出會下降,但資本佔國民所得的比例還是會提高,這是因為收益遞減的作用不如資本規模膨脹的作用大。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 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
技術進步會不斷地帶來新的投資機會,資本也可以周遊世界,各地都在為吸引投資而互相競爭。
如今的教育已經從增加「社會流動性」,轉變為壓制「社會流動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學,窮人的孩子則唸不起。
二十世紀中期建立的「退休金隨收隨付」制度也無法持續,因為未來的老年人口會比年輕人口多很多。
適度的財富能夠鼓勵勤奮,但過度的財富只能鼓勵寄生蟲。
「所得分配」是經濟學中最有爭議性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會涉及人們對公平的理解,容易激起人們最強烈的情感。
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最大的特色,就是借助海量資料發現歷史規律。
所得分為來自「勞務的所得」和來自「資本的所得」。
來自勞務的所得也會有不平等,但一般來說程度相對不高,來自資本的所得不平等才是最值得關注的。
資本可以不斷積累,資本可以世代繼承,最終導致財富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
從公眾的接受程度來看,如果是靠勤奮和天賦獲得更高的所得,還可以接受,但是坐享祖上傳下來的財富,對社會一點貢獻也沒有,就會令人格外地感到不公平。
經濟學家經常談到「人力資本」投資,其含義是,如果勞動者的技能水準普遍提高,勞動者的重要性會超過資本財的重要性,生產活動更多地要靠人,而非機器,那麼勞動得到的所得也就會相應增加。
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準都有提高,但機器的複雜和先進程度也在提高。
二十一世紀的生產活動,和十九世紀一樣需要機器,只不過是需要更先進的機器而已。
因此,聰明的勞動者並沒有替代了笨重的機器,從而顯著地增加所得。
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這是導致財富不斷集中的關鍵。
市場競爭越是充分,資本的優勢越是明顯,能夠得到的回報就越多。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關注的是一國內部的所得分配。
國民所得 = 資本所得 + 勞務所得。
要嘛是資本拿走,要嘛是勞動力拿走。
在索洛模型中,資本的邊際報酬是遞減的,但皮凱提認為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是相當穩定的。
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1. 人口的增長。
2. 人均產出的增長。
人均產出的增長,意味著社會在不斷進步,下一代的生活會比上一代更好,人們能夠消費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多。
高速經濟增長不是常態,而只是特例。
一國只有在經濟起飛和趕超的階段,才會有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
重要的不是增長速度快,而是長期保持穩定的增長。
德國的資本主義與英法的資本主義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德國的資本主義被稱為「萊因式資本主義」,而英、美、法等國的資本主義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
萊茵式資本主義 → 「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企業要照顧到利益相關者,即所有和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要求。
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 → 「股東資本主義」,企業要為股東的利益服務,一切都要聽股東的。
從歷史的源頭來看,美國其實有兩個體制、兩種傳統、兩個靈魂。
北方的美國朝氣蓬勃、自助自立,洋溢著自由平等的理想,而南方的美國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到處是剝削和壓榨。
通貨膨脹也是一種所得的再分配,工薪階層、中產階層會嚴重受損,而富人很可能毫髮無損。
「資本」和「勞動」這兩種生產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
假設你打算開洗衣店,勞動力價格低的話,你可以雇人洗衣服,如果勞動力價格太高、資本財價格便宜,你可以買個洗衣機。
設想兩種極端的情況:
1.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零;
好比一個工人只能操作一台工具機,如果工人多了,就沒有工具機可以操作,而工具機多了,就沒有工人可以去操作。
2.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為無窮大;
設想一個完全自動化的工廠,不管工人多少,都可以源源不斷地增加機器人,完全由機器人生產。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意味著資本不容易替代勞動。
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意味著資本的用途更廣,能更容易地替代勞動。
資本越多,其邊際生產率就會越低,資本的收益就越少,但另一方面,如果資本能夠更容易替代勞動,其規模就會更快地擴大。
如果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 > 1,則資本規模增加的速度更快,資本收益下降的速度相對較慢,此時資本規模膨脹的作用會大於收益遞減的作用。
技術進步會不斷帶來新的投資機會,這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會 > 1。
當資本收益率能夠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準上時,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也會越來越高。
從 1975 年到 2010 年,已開發國家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比例已經從 15% ~ 25% 逐漸上升到了 20% ~ 30%。
回顧歷史數據,工業革命期間,資本所得的比例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卻停滯不動,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紅利主要被資本拿走了,而勞動得到的收益十分有限。
根據皮凱提的分析,未來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比例還會繼續升高,直至 30% ~ 40%。
兩個世界出現了:收租者世界和超級經濟人世界 → 分配不均與集中化概念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所得不平等」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
有些不平等未必是壞事,但有些不平等將葬送社會進步。
十九世紀曾經出現過極度的財富不平等,年輕一代面臨艱難選擇:是努力工作,靠自己的拼搏出人頭地,還是依賴「靠爸」或「婚姻」?
所得不平等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一種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
這兩種不平等的程度、背後的機制,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是不一樣的。
導致勞動者所得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且積極的。比如,勤奮的工人比懶惰的工人所得更高、聰明人理應比笨人掙得更多,一般來說人們也不會有異議。
就「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而言,可能也會有不合理的因素 → 每個人的天賦與技能不同,但這個社會對不同天賦、技能的市場需求卻是不一樣的。
很多政策和制度也會影響到勞務所得的不平等程度。比如,是否允許工人組織工會與資本家談判? 這將影響勞方和資方相對的談判能力。
另外,是否要限制企業高階主管的所得? 如果不加以限制,完全可能出現天價年薪,因為企業高階主管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企業的薪酬委員會。
影響「資本所得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未來可能會有所得或支出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儲蓄,這叫作「預防性儲蓄」。
導致「資本所得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原因是:資本所得有「規模經濟」。
如果你手頭只有一萬元,你能夠投資的機會很少,賠錢的機率很高,但如果你有一億元呢? 你可以考慮更多的投資機會,分散風險,最後的報酬率會更高。
這是一種「不平等乘數」,或者就像『聖經』裡說的「馬太效應」。
資本還可以傳給下一代,這種「遺傳效應」,是導致長期內資本所得極端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如果不在政策上加以抑制,「世襲資本主義」將再度降臨。
所得多的人,最後積累起來的財富可能也多,這兩種不平等就會互相強化。
「資本所得」具有自我積累的性質,一年年積累下來,資本所得的不平等程度會日益加劇。
當一個社會所得最高的 10% 人口拿走了一半的總所得時,警鐘就已經敲響了 (法國大革命前夕)。
皮凱提談到,在兩種情況下,一個社會將出現極端的「所得不平等」,一種是「收租者社會」,另一種是「超級經理人社會」。
「收租者社會」的所得不平等,其主要來源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財富分配極其不公,而一個人能有多少所得,更多地不是靠其「勞務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些資本又主要是從上一代繼承下來的。
「超級經理人社會」的所得不平等,主要來源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這是一種「贏家通吃」的社會。
資本所得又可分為「房產」和「金融資產」兩類。
在社會前 1% 的群體中,其所得越高,房產在財富中所佔的比例越低,金融資產所佔的比例越高。
金融資產中主要以股票為主,來自股票的所得中又主要來自股票的分紅,而非股票增值後的所得 (即炒股的所得,資本利得)。
從二十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美國的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美國從一個相對平等的國度,逐漸變成了一個不平等的國度。
美國的所得不平等情況有一個極其鮮明的特點,就是大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增長得很快,經常會達到天文數字。
所有行業的大企業高階主管都更傾向於提高自己的薪酬,那麼他們的錢,究竟是市場獎勵他們的? 還是他們自己操縱了薪酬委員會,自己分給自己的?
教科書上總是說,勞動力的工作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在整個企業的產出中,你能貢獻多少,就能拿到多少工資。
而你能貢獻多少,又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關係決定的。
如果勞動力市場上需要一個打老虎的,但只有你一個人是武松,那你的身價自己就高。
從勞動的供給來看,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決定了你能夠擁有什麼技能。
從勞動的需求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技術決定了誰能上工。
如果你的技能提高跟不上技術的進步,就會被淘汰,機器可以替代你的勞動;反之,如果你的技能可以跟上技術的進步,就可以繼續留在隊伍裡。
如果教育跑輸了,勞動者跟不上技術進步對新技能的需求,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就會帶來更大的「勞務所得不平等」。
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對不足,是因為大學的學費太高,低所得家庭的孩子讀不起。
在教育更加均等化的國家,比如北歐國家,「勞務所得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
但傳統的「工資決定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勞動力所得不平等的程度差異如此之大。
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各個國家、各個時期的政策和制度不同。
一個社會是由管理層自行決定工人工資,還是允許工人有參加工資談判的權利呢? 是否規定了最低工資,工資的增長是否要和通貨膨脹掛鉤? 這些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勞動力的所得分配。
「工資決定理論」只有在極個別情況下,即可以簡單、清楚地測度每個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時,才能成為合理的指導。
考慮到「資訊不對稱」,我們可以看出,工資是各方討價還價的結果。
觀察所得最高的 1% 群體在國民所得中所佔的比例,會發現「超級經理人社會」主要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所得分配」並非如教科書上說的那樣,是由市場機制自發決定的;它受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這是所有社會科技都需要關注的問題。
在所得不平等中,「資本所得」的不平等程度遠大於「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
縱觀整個法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到去世時,幾乎沒有任何財富可以留下來。
英國的資本所得不平等程度比法國更嚴重。
英國所得最高的 10% 群體佔有社會財富的 70%,所得最高的 1% 群體佔有社會財富的 20% ~ 30%。
美國人曾以自己國家的所得平等自豪,但如今美國人反而為自己的「所得不平等」而自鳴得意,認為這種所得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動力。
為什麼資本所的會有內在的不平等性呢? 關鍵就在皮凱提觀察到的一個現象:資本的收益率往往大於經濟增長率 ( r > g )。
皮凱提談到, r > g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而非通過理論推導出來的結論。
從長時段來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在極高的水準,經濟增長無非來自人口的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十九、二十世紀的人口爆炸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二十一世紀人口出生率會逐漸下降,甚至降至零。
全球經濟增長率在二十世紀達到了接近 4% 的峰值,然後掉頭朝下;這其間,資本收益率卻一直保持在 4% ~ 5% 的水準。
不管資本的形式怎麼變化,資本的收益率始終較為穩定,而且一直高於經濟增長率。
資本的流動性遠遠高於勞動,理論上應該發生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從宏觀的角度、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都沒有發生。
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也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值得擔憂,但如果不平等不是來自個人的努力、才能,而是來自天生的「機會不平等」,那麼這種不斷積累的貧富分化將帶來尖銳的社會矛盾。
食利階層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敵人。
什麼是上等人的生活呢? 在十九世紀初,這意味著你的所得要相當於平均所的的 20 ~ 30 倍。
在那個時代,如果你不想把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瑣碎的家務,就必須能雇得起一大堆僕人,所以你的所得得相當於 20 ~ 30 個普通工人才行。
如今,財富繼承越來越重要,但絕大部分年輕人仍然相信要靠自己的拼搏,但他們也越來越多意識到「靠爸」的重要性。
有父母的支持,與沒有父母的支持,對年輕人的生活、事業會產生很大的不同。
經濟變得越來越資本密集,而非勞動密集,技術進步導致資本變得更複雜。
越是競爭充分,資本的流動性越強,能夠投資的機會越多,可以得到的回報也就越多。
在市場經濟中,資本永遠為王。
極度的不平等會威脅到民主政治,如果一個社會的風氣不是靠拼搏,而是拼「靠爸」,越來越多的人會覺得失望、不滿,甚至引發革命。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資本收益率真的高於經濟增長率,那我們把所得中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也用來投資,那不就人人都能跑贏經濟增長率嗎?」
投資有風險,要有耐心。
如果你是靠工資生活,是個「月光族」,你如何才能把錢儲蓄起來,留到遙遠的未來,等有了投資收益後才去享受?
人賺錢很難,但錢生錢很容易。
投資收益存在著「規模經濟」,資本規模大,則投資機會更多;財富多,則投資更能經受風險、更有耐心。
大資本加速積累的結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財富比例下降,這將帶來中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和被剝奪感。
不管財富最初的來源是什麼,是繼承祖業也好、自己白手起家也罷,都無關緊要,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它們就會變得一模一樣。
資本會不斷地自我增值,呈現出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馬太效應」。
「教育」應該要能夠促進社會的流動性。
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整個社會的技能水準都在提高,因此勞動者的所得分配並沒有改變。
更糟糕的是,如果教育體制存在缺陷,反而可能導致「社會流動性」降低。
像美國一流大學的學費奇高,這麼高的門檻把很多低所得、甚至中等偏上所得家庭的孩子擋在校門外。
二十一世紀的養老金制度將遭遇巨大的挑戰。二十世紀中期,「現收現付」的養老金體制一度盛行,其基本做法是讓現在的年輕人繳費 (政府、企業和個人承擔部分責任),交上來的錢用於支付給現在退休的老人。
如果人口出生率不下降,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一代一代人像接力賽一樣,可以一直跑下去。
問題在於,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經濟增長率終將下降,等到我們老的那一天,該從哪裡領取養老金呢?
另一種養老金體制是「基金制」,是把這代人的養老金拿來投資,未來以投資的收益支付退休金。
但現在很難把「現收現付制」轉變為「基金制」,因為在轉型時期將有一代人的退休金沒有著落,他們將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一種緩解貧富分化的辦法是移民。
美國的所得不平等程度已經高於歐洲國家,但其國內輿論卻對所得不平等持更為容忍的態度。
主因在於很多移民是從相對落後的國家來的,他們到了美國後,跟自己過去的群體、國家相比,感到所得水準有所提升。
減少債務負擔的三種途徑是:增加稅收、通貨膨脹和減少支出。其中,「增加稅收」最為可取,「減少支出」危害最大。
在經濟低迷時期,減少支出將導致經濟進一步下滑,財政狀況更加困難。
以通貨膨脹消除債務壓力可能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並帶來嚴重的所得再分配。
當人們普遍預期到通貨膨脹後,再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只會帶來工資和物價的螺旋上升。
皮凱提對於「所得不平等」的建議可概括為「節制資本」。政府唯一要做的是徵收累進的所得稅和資本稅。
皮凱提講到:「極端富裕的家庭,主要是靠金融資產,而從金融資產獲益,更多的是靠企業分紅。」
這其中有強大的「複利效應」,也就是說,你拿到分紅後並不花掉,而是繼續讓這些錢為你增值,利滾利,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