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首章就能了解台灣經濟發展上的脈絡，主要是以 1990 年為分水嶺，這也跟長輩口述的台灣經濟發展狀況相近。
1990 年以前就是俗稱的「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但與印象不相符的是，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均 GDP 也才一萬美元左右，為何多數人會覺得很有錢呢？
這應該跟本書所說的第一階段有關，當時台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出口貿易又有「比較優勢」，由於中小企業聘雇員工眾多，再加上門檻不高，因此當經濟蓬勃發展時，才會人人有感。
長輩當時經營中小企業，非常懷念 1990 年以前的榮景，工作做不完、錢也賺不完，都說那個年代只要肯做不怕沒錢賺；但因為 1990 年以後，進入「品質競爭」的階段，再加上「中國崛起」資金跟人才都外流，當時中小企業主都會把「經濟無法繼續高速成長」的責任推給政府，認為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後果。
在 2000 年左右，當時台灣產業正面臨「產業轉型」的陣痛期，不想轉型的中小企業就直接複製同一套成功心法，到人力、土地跟政策都相對有競爭力的中國大陸去，加速台灣製造業的資金與人才外流。
因為當時正值台灣民主化的改革過程，很多人質疑是否因為民主化的關係，導致政府效能不彰，沒辦法像以前威權時代一樣高效率，把責任都推給政治上的轉型，其實有點牽強，幸好本書也會探討這個議題，釐清原因為何。
留在台灣，但沒有積極進行「產業轉型」的中小企業，從 1990 年後就開始走下坡，接著 2000 年後，業績就面臨懸崖式的下墜。
在 2000 年後，台灣的人均 GDP 還是持續成長，但此時經濟成長的主角已經從中小企業轉移到中大型企業，也因此人人有錢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從數據面來看，2012 年全台上市櫃公司的稅前淨利為 1 兆 1 千億元左右，但十年後的 2022 年稅前淨利已經來到 4 兆 6 千億元，稅前淨利在十年間成長 4 倍，也印證本書所說成功的「產業轉型」引領台灣脫離「中度所得陷阱」。
進一步細究數據，光台積電一間公司 2022 年的股利發放就超過 2 千 5 百億元，在 2023 年更宣布調升股利，全年將發放超過 3 千億元的股利；另外，台積電在 2022 年繳給政府的營所稅就超過 1 千億元。
2022 年全台上市櫃發放超過 2 兆元的股利，這已經遠超過十年前的全台上市櫃公司稅前淨利了，印證台灣的經濟並非泡沫，而是實實在在的成長。
那多數人民為何還是無感？ 不管 GDP 成長的數字多亮眼，都無法享受到好處，反而深受因經濟成長帶起的高房價、高物價之苦；房地產是跟隨著經濟成長而升值的，過去十年經濟成長不止一倍，因此房地產十年翻一倍似乎也是合理的。
經濟成長但人民無感的主要原因，應該還是在落在分配不均上面，請參考「薪資為何凍漲」一文；前面有提到現在經濟成長大多是由中大型公司所貢獻，也因此果實只會分配到少數人 [公司員工及股東] 手上。
當「資本效率超過勞動效率」時，就只能請政府透過稅收手段讓所得重分配，不然沒錢的永遠都沒錢，搭不上經濟成長的列車；享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卻要承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副作用，例如高房價及高物價等，民怨四起。
本章節重點摘要：
台灣在戰後七十年從極度貧窮到中度所得國家，然後再發展成一個「高所得國家」，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稀有的案例。
台灣的第一階段約略是 1950 - 1990 年，初步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初步工業化的經濟，或稱為「新興工業國」。
這個時期和當時發展模式類似且成果一樣突出的「韓國」、「香港」及「新加坡」被暱稱為「亞洲四小龍」，公認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
台灣的第二階段為 1990 - 2020 年，發展為成熟的工業國家，這後三十年比第一階段的前四十年更為奇蹟。
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可以順利度過初步工業化的階段，達到中度所得的水準，人均 GDP 約一萬美元上下；但它們能否由中度所得國家變成高所得國家仍是未知數，若無法進一步向上發展，所得停留在中度水準，文獻上稱為「中度所得陷阱」。
在二戰後，由開發中國家華麗轉身為高所得國家的，只有台灣跟韓國 [人口超過兩千萬人，而且非以天然資源致富]。
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在 2021 年台灣人均所得突破三萬美元，脫離「中度所得陷阱」，躋身已開發國家的行列；雖然台灣的產業發展並非齊頭並進，有的在世界前沿，有的相對滯後，但平均來說已達成熟工業國家的水準。
1990 年到今天的發展是 195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包含四、五、六年級生，策畫、參與及執行的成果；這是一個生於貧困但充滿夢想和熱情的世代，脫離戰亂折磨，並有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教育累積的腦力資源是 1990 年以後台灣產業發展的基石。
工業化後期階段，由於產業已經走過「價格競爭」的階段，進入「品質競爭」，無法憑藉天生的「比較利益」，讓經濟繼續成長。
想在「品質競爭」中勝出，必須靠「創新」，而「創新」無法憑藉資源所賦予的天然優勢，必須憑藉企業在全球產業地位的優勢。
擁有創新優勢的企業有以下特徵：規模巨大、有定價能力、有資源整合能力，以及有行銷能力等。
台灣在工業化初期的企業特徵正好與上述相反：規模小、沒有價格決定力、沒有資源整合力、沒有行銷力；這樣的企業結構在工業化初期創造奇蹟，卻在後期吃盡苦頭。
台灣產業要創新，必須先進行企業結構的改造，稱為「組織轉型」。
「組織轉型」是「企業」層次的問題；「產業轉型」則是「工廠」層次的問題，指產品內容或生產方法的改變。
企業是參謀本部，工廠則是作戰部隊，本部無能則會累死三軍。
台灣在工業高度化的過程中，產業轉型可說是完全成功，但組織轉型只成功一半。
「組織轉型」的困難體現在台商品牌經營的成效有限，以及缺少破壞性的創新。
台灣企業奉行「聯盟資本主義」，限縮創新和品牌發揮的空間，但聯盟的力量也擴大到創新的價值。
「聯盟資本主義」無法控制自己的方向，必須集中資源，深耕自己專精的領域，以世界第一為目標，累積與別人合作創新、或者協助別人創新的本錢。
台灣企業的創新經常體現在合作夥伴的產品上，嘉惠合作夥伴勝過本身。
1990 年後的發展，還受到兩項環境條件的挑戰：
1. 政治民主化
2. 中國的崛起
民主化是內在變數，中國崛起則是外在變數。
台灣政府七十年來一直都是「發展型政府」，不因政治威權或民主化而不同。
台灣要越過「中度所得陷阱」，必須克服「組織轉型」、「民主化」以及「中國崛起」的三大挑戰，接著以資訊產業的單點突破，獲得「產業轉型」的成功，成為高所得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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