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我寫了一篇名為〈努力，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多的選擇!〉的文章，故事中的主角小代，現在已經從一名做防水工程的農民工，搖身一變成了香油舖的創業者，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重拾上一代的手藝。
這無疑是個巨大的轉變，由於小代有把這段心路歷程剪輯成影片，我們這些遠在天邊的觀眾，也藉以了解這個決定背後的種種考量，不得不說小代真的是滿有勇氣跟想法的。
因此，我想更進一步探討為什麼小代會有「讓孩子有更多選擇」的深層意義：
1. 經濟自由；讓孩子不必為溫飽焦慮，可以有餘裕去追求興趣或夢想。
2. 教育資本；讓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有能力面對更多可能。
3. 心靈自由；讓孩子有權「選擇不努力」，而不被現實逼迫。
「選擇權」本身就是一種階級特權；我們這一代努力的人，不見得能讓下一代成功，但至少能幫他們縮短跟「選擇權」之間的距離。
許多社會學研究都指出：在現代資本社會中，階級流動正在趨緩，也就是說，若沒有一代的「犧牲打」，後代很難憑一己之力改變命運。
這也代表，我們這一代人或上一代人，常常扮演的是「墊腳石」—— 也許看不到結果，但正是在我們的努力下，下一代才有「自由選擇」的可能。
雖然近年來的物價持續高漲，但相對來說，台灣如今還是處於低物價的水平，但我想這種狀態可能無法持續太久，得先做好心理準備，迎接不久後即將到來的高物價。
「犧牲打」來得越晚，其機會就越渺茫；台灣如今是處於高房價狀態，但房價並非一開始就這麼高，在低房價階段沒掌握到犧牲的機會，如今的代價只會更高。
同理，如果無法在如今相對低的物價水平趕緊來個犧牲打，未來的機會之窗只會越開越小而已。
在現代資本社會中，這種「階級流動趨緩」的現象幾乎在所有先進國家都是現在進行式，這代表它並非台灣獨有，可以說是無路可逃，只能面對。
造成這類現象的主因，我先前在〈三小時看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有更詳細的討論，其實就是資本報酬率 > 經濟成長率 > 勞務報酬成長率。
簡單來說，就是拿薪水的人再怎麼努力工作，都追不上資本持有者的財富增長速度。
這是「階級流動放緩」的根本結構性原因；貧窮者靠勞動創造收入，而富人靠資本增加收入。資本本身會「生利」，而勞動者的報酬則停滯。
在台灣工業化的早期，教育是階級流動的主要管道；但現代社會中，教育的「回報率」正在下降：
- 高等教育普及化 → 學歷通貨膨脹；大學生不再稀有，碩士變成「起跑線」。
- 名校資源集中 → 家庭背景決定教育起點。有錢人能負擔補習、留學、學區房。
- 產業結構變化 → 技能與市場脫節。教育不再保證好工作，社會流動變得更困難。
結果就是 → 教育已經「階級化」，資源不足的孩子即使努力，也難以追上資源豐富的同齡人。
三十年前，買房雖然也很困難，但至少不是遙不可及的事；而現在，即使是中產階級都很難買得起一線城市的房子，台北市的房價「香港化」，新北市及其它六都的房價「台北化」。
這種現象更造成有房者的財富隨房價上升而倍增；原先無房者的支出比重被租金侵蝕，難以存錢。
隨著 AI 與自動化的技術快速演進，白領階級 （知識型工作者）的工作正在快速消失中。薪資分布出現了明顯的「M 型社會」：一端是高收入、高技能的科技業人士；另一端則是低薪、不穩定的傳產或餐飲服務業。
中間層被擠壓，社會流動空間縮小；這讓「努力」的回報變得更加不明顯，因為努力不一定能換到更美好的生活，反而可能只是「在原地努力生存」。
在大環境的種種變動之下，家庭背景對一個人收入的影響力，比三十年前高出 30% 以上。
換句話說：你父母的社會地位，幾乎預測了你的未來地位；沒有世代的「財富積累」，後代難以突破原有階級。
這個結構的現實是 → 如果這代不拚，下一代連拚的起點都沒有。
因為資本的報酬在複利增長，而勞動的報酬在原地踏步。資源、教育、資產三者的集中，使得努力仍必要，但不再足夠。
看到這邊，或許大家會跟我先前有同樣的疑問，為什麼我們父母那一代「努力就能翻身」，而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努力卻只能勉強生存」？
這個現象的背後其實是台灣（以及整個東亞）在經濟結構、社會制度與全球環境上，出現了巨大的轉變。
整理前面的討論後，我們可以從六個角度來理解這個現象：
一、上一代搭上「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
我們父母那一代（大約 1950 ~ 1970 年代出生），成長於台灣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年代；也是經濟高速成長、薪資穩定上升的時代。
當時的關鍵條件：勞動力需求旺盛（工廠多、外銷強）、土地、房子便宜（房價收入比低於 8倍）、教育普及率上升但競爭不激烈、經濟成長率每年可達 7% 以上。
所以那時「只要肯努力」，確實能從基層變成中產。很多藍領工人靠加班、開副業、買房出租，最後實現財富自由。
他們的故事成了「努力必有回報」的社會信仰。
那個年代我確實有親身經歷過，周邊的大人們，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開工廠，雖然三不五時就聽到有人跑路，但也不乏因此而翻身的人。
那時台灣還沒這麼多大型公司，就算有職缺，門檻也非常高，沒背景的人並不會一開始想著要去公司上班、穩定的過生活，反倒是直接面對不確定性，看能否搏個機會往上走。
二、經濟成長放緩、薪資停滯的「平原時代」
進入 2000 年以後，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勞動密集產業外移中國與東南亞；國內產業升級慢、服務業低薪化；
整體 GDP 雖然仍成長，但薪資幾乎凍漲二十年。也就是說：我們努力的報酬在下降，而生活成本卻急速上升。
「努力」的意義，從「可以翻身」變成「不至於掉下去」。
疫情後，台灣的人均 GDP 年年飆漲，今年更是見到了久違的 5% 預期經濟成長率，但這一切的成長動能都來自於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的出口貢獻，傳統產業與內需產業則雙雙熄火，沒有選對產業，似乎也無法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三、房價飆漲、資產分配極度不均
上一代買房靠的是收入；這一代買房靠的是資產與家庭背景。
根據內政部資料：1990 年代房價所得比約為 5 ~ 6 倍；現在全台平均已超過 9 倍，雙北甚至達 15 ~ 20 倍。
這代表什麼？
→ 上一代工作 5 ~ 10 年能買房，
→ 我們這代可能要不吃不喝 20 年，還買不起自住房。
房價的快速上升讓「有房者」資產倍增，「無房者」永遠追不上。這種資產的不平等正是階級固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教育競爭白熱化、回報率下降
在父母那代，大學畢業是稀有資本；但現在大學普及率超過 70%，學歷已「通貨膨脹」。
以前「大學畢業＝穩定工作」；現在「碩士畢業＝進入低薪起跑點」。
而真正能「改變命運」的教育資源（名校、國際學程、留學），又掌握在中上階層家庭手中。
教育體系反而變成了複製階級的機器，而不是打破階級的橋樑。
根據「統計」，台大學生有將近 1/ 10 來自台北市大安區、來自六都的佔 8 成，而社經程度較高的都會家庭，將有較大的機會成為台大生。富人小孩進台大的機率，是窮人小孩的 6 倍。
在我那個年代，出國留學就要花上一大筆錢了，更別提現在的留學學費已經爆漲至我當時學費的三倍左右，這十幾年間，海外留學費用的通膨程度超乎想像。
再加上各國政府基於各種理由狂砍大學的經費，導致原本想靠獎學金出國的學生瞬間絕望。
我曾帶過一個優秀的學生，考到了台灣教育部的留學獎學金，但經他仔細評估後，竟然無法負擔英美學校的學費與生活費，最後他轉而選擇德國學校，這樣後續就不用為了錢的問題而煩惱。
五、全球化與資本流動，使貧富差距加劇
上一代的競爭在「國內」；我們這代的競爭是「全球化」的。
勞力市場被更廉價的亞洲國家取代，AI 與自動化逐漸取代初階白領的工作；反觀全球資本卻能自由進出，推升資產價格。
這讓勞動報酬停滯，資本報酬暴漲；工作不再能致富，致富只能靠資產。
而台灣的稅制與政策又偏向保護資產階層（低房產稅、低資本利得稅），導致財富累積的速度在不同世代間差距越來越大。
事實上，這幾年散戶投資海外也越來越簡單，不管是透過國內券商的複委託、還是自行至海外券商開戶，都不再是件難事。
幾乎是動動手指頭，就能把自己的資產配置在世界各地，而不是沒有投資管道，只能被迫接受眼前有限的選擇。
了解遊戲規則、並能善用的人，又能進一步增加資產累積的速度；不只是工作競爭全球化，連資產配置與累積都全球化了。
六、社會結構穩定化，流動空間變窄
上一代的社會結構比較「鬆散」→ 只要抓到機會就能往上；現在的社會結構已經「硬化」 → 規則、門檻、成本都變高。
舉例來說：公職、醫師、科技業等「好職缺」名額有限；創業門檻提高、競爭國際化；生育率下降但房貸壓力上升，年輕人不敢冒險。
結果，整體社會變得像一個「固化的水泥層」：階級移動不是不可能，但阻力比以前大得多。
當社會發展步入穩定期，可以見縫插針的機會就越來越少，好位置都被先看到的人卡住了，慢慢地就只剩困難的事可以挑戰，無形中也降低成功的機率。
先進國家早就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英國甚至還推出了一部橫跨人一生的大型紀錄片，來討論階級流動的難易度，我也曾就此話題寫過心得文〈從「人生七年 (Up series)」談階級複製〉。
上一代靠「努力」能改變命運，因為他們搭上了經濟高速成長與低資產門檻的黃金時代。我們這一代努力，面對的卻是低薪、高房價、教育過剩與資本集中的結構性現實。
換句話說，上一代「往上爬」是順風，我們這代「往上爬」像在逆水行舟。努力仍然重要，但已經不再足夠。
然而，更令人焦慮的核心點是 —— 照目前的趨勢，如果沒有外力介入或制度改變，下一代的階級流動確實會更難，原因不是單一，而是一連串「世代遞減效應」的結果。
我們可以把「世代遞減效應」想成一個「慢慢關上的電梯」：上一代搭得進去、我們卡在門縫，下一代可能連電梯在哪都看不到。
以下幾點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發生在你我身旁的現在進行式：
一、「資產門檻」越來越高，下一代更難進場
上一代能靠薪水累積資產；我們這代買房要靠父母幫忙；那下一代呢？
若父母沒有房或資產，他們將連「起跑線」都更遠。
舉例來說：現在年輕人首購平均要準備超過 300 ~ 400 萬頭期款；如果沒有家庭支援，幾乎無法入場。
而房價又持續以資本報酬方式增長，形成「世代壟斷資本」。
結果是有資產家庭的孩子「繼承不只是財富，還有安全感」；沒有資產家庭的孩子「繼承的是焦慮與風險」。
二、「財富累積的速度差距」在代與代之間呈倍數放大
財富累積不是線性，而是複利效應。
有資產的人靠複利增長（例如房價漲、投資報酬）；沒資產的人靠薪水累積，增長速度極慢。
一代差一點點，兩代之後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說：「階級不是一代決定的，是三代的長期遊戲。」
三、教育資源的「代際傳遞」愈發明顯
我們這一代可能還有機會靠公立學校與國家資源逆轉；但現在：教育品質與家庭收入高度相關；私校、補習、留學、雙語教育都要錢；名校門檻不只是成績，而是整體資源的堆疊。
這讓教育從「階級上升的階梯」變成「階級複製的工具」。因此下一代在學習與就業上，會更早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
四、薪資結構與生活成本失衡，難以存錢
實質薪資幾乎凍漲二十年；但生活成本（房租、教育、醫療、托育）幾乎翻倍；這代表「儲蓄能力」在每一代都被削弱。
當每一代能留下的「可投資資本」越少，整體社會的流動性自然下降。
下一代不但難以累積資產，連生活的「餘裕」都被壓縮。
五、政策與制度仍偏向「既有資本」
在許多社會中，制度本身已經「鎖死」了資本優勢：房產稅、遺產稅低，讓資產能輕鬆傳遞；資本利得稅低，讓投資報酬超越薪資報酬；政策著重「維穩」而非「再分配」。
這意味著：國家政策其實在無形中「保護舊階層」，而非「創造新階層」。
因此下一代的「可上升空間」會越來越窄。
六、心理層面：努力的意義開始崩塌
當社會流動變慢，努力回報變低，下一代會產生一種「結構性倦怠」。
你會聽到越來越多這樣的話：「再怎麼拼，也買不起房。」、「工作只是為了不餓死，不是為了變好。」
這樣的心態其實不是懶，而是對結構的清醒認知。
但這樣的集體心理，又會反過來讓社會更難流動 → 因為當「努力」不再有希望，人們就不再參與競爭。
最終形成一個低動能、低希望的社會循環。
階級流動的困難，不只是當下的問題，而是會「代際擴散」的問題。一代錯過資產累積的節奏，下一代要付出數倍努力才能追上。
如果我們這一代無法縮小貧富差距，下一代面對的，不只是「買不起房」，而是「買不起希望」。
下一代面對的，不只是物質壓力，而是希望的稀缺!
當孩子長大，他們會看到父母努力一輩子，卻仍背著房貸、擔心退休、捨不得休息。
他們會想：「那我為什麼要那麼拼？」
這不是懶惰，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倦怠 → 當努力不再有明確回報，人自然會懷疑努力的意義。
這正是社會最危險的時刻：不是貧窮本身，而是對未來失去信心。
我們努力的意義，不只是為了自己 → 我們這一代的努力，也許換不到財富自由，但至少能換到下一代「還有選擇」的機會。
真正的悲哀，不是我們買不起房，而是我們的孩子連夢想都買不起。
如果我們這一代能守住「希望的空間」，那麼，階級的門也許不會完全關上。
三代人的命運像一場長跑：
第一代拼命追上列車，第二代想維持位置，第三代卻連上車的門都快關上。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想辦法讓這扇門，再次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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