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場域的分析強調，不同階級群體的教養風格，以及他們孩子的生命機會，其實被看不見的社會結構連結在一起；
不同階級的父母彼此間鮮有機會互動；他們通常住在不同的社區，他們的孩子就讀於不同的學校，就連買菜、用餐、消費的空間，都少有交集。
每個家庭與孩子都不同，教養風格本來就形形色色，更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在於：親職的社會差異，如何因為制度與文化的中介，被轉化成家庭資源與下一代生命機會的不平等？
本書指出以下兩個結構與制度因素的作用：
1. 巨觀層次的全球化脈絡。
2. 組織層次的教育的中介。
這兩個因素將不同階級、城鄉背景的家庭生活與親職實作連結起來，從而強化了「不平等的童年」。
全球化不僅涉及商品、資本與訊息等跨國流通，也影響家戶屋簷下的飲水點滴，包括人們對親職、教育、親密關係所懷抱的渴望與焦慮，以及可能調度的資源與機會。
許多研究教養的西方學者僅考量單一社會框架內的階級關係，忽略了資本積累與階級劃界往往在跨文化、跨國度的場域中進行。
本書強調納入跨國的尺度進行分析，特別關注全球化如何從不同面向形塑了階級化的親職經驗與不平等童年。
父母本身的跨國流動 (或不流動) 模塑了他們對孩子未來的想像，不論他們眼中的全球化意味著更豐沛的機會或更嚴酷的競爭。
有過留學、外派等跨國經驗的父母，傾向認同「國際競爭力」做為重要的教養益品，認為西方教育與外語能力可為下一代提供重要的「文化資本」。
尤其是工作與全球生產密切相關的專業管理階層，他們對於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競爭特別敏感，因而側重「全人發展」等軟實力，傾向支持個人申請的大學錄取方式。
相比之下，勞工階級、當地中產階級 (如公務員、中小學老師)，優先考慮智育成績，更傾向支持以標準化考試 (如會考成績) 來分配入學名額。
培養全球化子女的保安策略不只在亞洲中產階級家庭間流行，越來越多北美與歐洲父母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擔憂產業外移和在地經濟衰退可能把下一代「擠出中產階級之外」。
在西歐與北美，有越來越多專業中產階級父母鼓勵孩子接受雙語教育，或是出國遊學、壯遊，以培養「跨國文化資本」。
社會不平等限制人們進行遷移或使用跨國資源的管道，且不均地分配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與虧損。
擴大的全球經濟以及跨國流動，同時衍生兩極化的跨國家戶型態與空間移動策略。
在社經地位階梯的高端，有些母親帶著孩子移民北美、遂行「教育出走」，父親留在臺灣打拼賺錢，成為穿越太平洋的「空中飛人」或「大雁家庭」。
階級階梯低端衍生的全球家庭則是跨國婚姻；資本外移和工作彈性化剝奪了臺灣勞工階級男性的工作機會與經濟安全，也促使他們前往越南、中國等地覓偶。
儘管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都利用全球化的流動機會，來幫助他們成家、育兒，但不同父母們所擁有的跨國文化與社會資本，並沒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被轉換為下一代的「文化資本」或「流動機會」。
由於地球村的權力階層，朝向北美或西歐的流動和聯繫，被認為是較有品味或價值的「文化資本」，與其他地區的文化與社會連結則不然。
教育體制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階級翻身之鑰」，還是鞏固不平等的「階級複製之鎖」？
學校的日常運作，包括老師對家長的期待與要求、家長在學校的參與以及親師互動，是平衡或強化了學生的「家庭優勢」？
近年來臺灣教育體制推動改革，以西方為鏡，引進鼓勵家長參與、入學管道多元化、申請甄試入學等方式，這些制度企圖促成學生的多元學習與校園的開放民主，但也有可能無意中擴大「教育機會」與「學習資源」的家庭落差。
「全人教育」、「國際化」也成為主流教育體制崇尚 (雖然未必落實) 的學習目標。
經濟和文化資本不足的父母，如果不能配合參與學校活動、協助孩子學習中產階級規範，經常會被學校或國家認為是不適任或不盡責的父母。
教育現場日益朝向「中產化」的趨勢，悖離了「把每個孩子帶起來」的目標。
側重中產階級價值的學校文化，不僅讓「自然長大」的教養方式變得有問題，也造成勞工階級父母的教養文化矛盾：當他們期盼孩子成就社會流動時，往往必須否定自身階級文化與身分的價值。
「家庭教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子女的階級慣習養成；經濟學者沈暉智與林明仁利用財政部的稅務資料，發現親代的收入、資產越高，教育支出也越高，而子代越容易就讀公立大學、頂尖大學。
中產階級教養模式與當前教改論述之間的親近性，也間接限制了勞工階級的流動機會。
舉例來說，大學推甄的資料申請與口試過程，對資本文化高的家庭來說比較容易準備、甚至有競爭優勢；大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也對弱勢家庭子女不利。
中產階級很容易把不平等想成是「他們」的問題，不論是同情遠距相隔的偏鄉或都市邊緣的社區缺乏足夠的資源，或是批評窮人由於文化視野或生活習性的限制而難以脫貧。
以上的思考方式，讓我們迴避了面對以下事實：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換言之，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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