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人與代理人間有根本的資訊落差，舉例來說當受雇的經理人宣稱已全力以赴，把績效不佳的原因全推到一些無法控制的因素時，委託人很難證明他在說謊。
委託人難以控管代理人行為的情況被稱為「委託人-代理人問題 (principal-agent problem)」，造成的成本稱為「代理人成本」，亦即因不良管理致使獲利縮減。
如果民營企業是由受雇的經理人經營，而眾多持股者各自只有一小部份股權，公司就會跟國營事業面臨同樣的問題。
雇用的經理人除了盡本分外，並沒有任何更努力的誘因 (委託人-代理人問題)，而小股東也沒有足夠的誘因監督自己雇用的經理人 (搭便車問題)。
資本市場本質上就是偏好「短期獲利」，而非需長期醞釀且高風險的大型專案。
若資本市場過於謹慎，不願資助具有潛力的方案，經濟學者稱之為「資本市場失靈」。
歷史的軌跡歷歷可數，偽造並不是現代亞州國家發明的。
回溯歷史知識，今天所有的富裕國家，過去都曾經任意侵犯其他國家的專利、商標，以及版權。
瑞士「借用」德國的化學發明，德國「借用」英國的商標，而美國則是「借用」英國人的版權，這些國家都沒有支付今天宣稱的「公正的」補償。
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獲得更多更有生產力的知識；國際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越強大，落後國家更難獲得新知識。
在創造知識的獎勵過程中，提供一些最低程度的保護可能有其必要，略為加強保護的話，所帶來的好處或許還是比成本多一些，可是如果保護太多，卻可能付出更多代價，最終反而損害經濟。
要找出平衡點，一方面鼓勵人們創造新知識，另一方面也得保證專利壟斷的成本不會超過新知識帶來的好處。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削弱過度流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縮短保護期、建立原創性門檻，以及簡化強制性許可和平行輸入。
劍橋經濟學家凱恩斯指出，對個體合理的情況，對整體經濟來說可能不合理。
舉例來說，在經濟低潮時，企業會發現產品的市場需求度降低，而勞工面臨大幅裁員和減薪。
審慎的作法是，私人企業和勞工減少自己的開銷，可是如果所有的經濟人都減少支出，大家面臨的困境會更形嚴竣，連帶的結果是市場總需求更低，反而有更多人面臨破產和失業。
政府在經濟低潮時，反而應該增加支出，用來抵銷私人企業和勞工減少支出的趨勢；在經濟好轉時，政府應該減少支出且增加稅收，如此可避免供不應求的情況。
推行「低通貨膨脹」的政策會降低人們的就業前景和工資，減少大多數人在未來的所得。
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投資，而低投資會降低經濟成長和工作機會。
政府預算需要收支平衡，但應該是在一個景氣循環週期後達成，而不是一年一年去算，重要的是在一個商業週期後，政府作為私營部門行為的平衡力量，在經濟衰退期間參與赤字支出，在經濟復甦期間產生預算盈餘。
國際結算銀行的適足率，要求銀行的貸款變化基礎一致。
有鑒於構成銀行資本基礎的資產價格在經濟情況良好時會上漲，經濟狀況不佳時會下跌，也就是說銀行的資本基礎會隨著經濟周期而成長和收縮。
在通貨膨脹時，銀行因資產價格上漲而擴大，此時銀行就能增加貸款，這個現象會使經濟潮過熱；在經濟低迷時期，資產價格下跌，銀行的資本基礎縮小，迫使銀行收回貸款，反過來拉低了經濟的步伐。
培養投資能力需要短期的犧牲，卻不能因此而不做，我們常見一些人為了長期累積能力而付出短期的犧牲。
犧牲現在、改善未來，這正是美國人在十九世紀拒絕實施「自由貿易原則」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我把六歲兒子送去學校，而不要他從小就工作謀生的理由。
提升能力的投資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獲得成果，豐田汽車接受了三十多年的保護和補貼，才能在國際汽車市場上具備競爭力，而且還是在市場的低端，花了六十年才成為世界最佳汽車製造廠之一。
「自由貿易」要求窮國的企業在獲得新能力之前，就要立刻和更先進的外國生產者競爭，因而導致窮國公司的毀滅。
寬鬆的外國投資政策允許佔優勢的外國公司生產者競爭，從長遠來看，將會限制當地企業蓄積競爭能力的範圍。
歷史一再顯示，基本上富國和窮國最重要的區別是製造能力的高低，製造能力高的地方，生產力也高，製造業生產力的成長速度 (雖然並非總是) 比農業或服務業快得多。
高生產力服務的需求主要來自製造公司，如果沒有強大的製造部門，不可能發展出高生產力的服務，沒有國家單靠服務業就可以變得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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