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教養』這本書嚴格來說算是學術研究下的產物，是台大社會學教授的作品，剛出版時我就已經買進快速看過一遍，但也許是沒有急迫的需求，內容當下看過就忘的差不多了。
最近我老婆同學又再次提到這本書，讓我覺得滿有趣的，難得有人也會對這類書籍有興趣 (因為她有兩個小孩)，因此我又把這本書翻出來擷取「重點摘要」。
不同社經地位家庭的「教養策略與困境」大不相同，且親職被視為重要的社會身份與主要認同，同時也是「高度個人化的經驗」。
對「中產階級」來說，不僅父母認為自己的孩子是獨一無二的，也視自己的親職態度與方式為個人生命經驗的投射與延伸。
看著充滿無限可能的孩子，我們也試著彌補、療癒自己失落的童年，透過選擇特定的教養方式，展現自我的認同與價值。
重點在於父母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童年經驗、與原生父母的關係」、如何走到現在「自身的階級經驗」，形塑了他們對孩子未來的想像與期待。
當代父母為何如此焦慮?
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對於教育、教養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樣的做法，有家長視之為扼殺下一代的競爭力，卻也有養育者認為是尊重適性發展的節奏。
讓孩子作主，究竟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 還是父母責任的撤退?
當代台灣父母採取不同的教育與親職策略，試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康，弔詭的是，這些保安策略卻經常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
做父母為何變得這麼難?
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父母，當今的家庭不論社會階層或性別分野，其實都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來照顧孩子，然而，父母在「教養過程」中卻益發感到徬徨或不確定。
以下有四個主要原因讓「做父母」這件事變得更加困難：
1. 童年與兒童之社會定位的變化
2. 親職成為個人選擇的親密關係
3. 教養變成科學與國家監看的對象
4. 全球化影響下壓縮發展的現代性
兒童之社會地位的變化
在台灣，兒童的社會地位在戰後數十年間有明顯的轉化，折射出台灣社會壓縮快速的變遷。
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年代，養育兒童旨在培養「國家的戰備力」與「家庭的勞動力」。
戰後初期，生太多與養不活都是家庭面對的直接威脅與風險。隨著經濟起飛與政治民主化，台灣兒童逐漸轉變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愛的教育」成為教養的新正統。
基於童年意義的轉變，父母的責任相應擴大，不只要養，而且要分擔教育的任務。
對當代的父母來說，教養過程及其不確定的後果，反而成為不安全與焦慮的來源。
親職成為個人選擇與純粹關係
華人傳統觀念認為養兒育女是一種社會交換的「代間契約」。
父母有傳宗接代的責任，也有照顧與栽培子女的義務，在孝親的道德規範下，子女被期待成年後奉養父母、報答親恩。
換句話說，栽培子女是一種「延遲的投資」，子女的成就不僅能光宗耀祖，也將保障父母年邁時的福祉。
孝親傳統在當代台灣社會仍然重要，但代間交換不再單純依靠法律規範或家長權威等外部力量；無論是父母對子女的支持，或是子女對父母的回饋，都要植基在「情感互惠」的基礎上。
「純粹關係」：父母之所以養育子女，主要是基於親子關係本身提供的情感滿足，而非寄與未來可轉化為外部報酬 (如養兒防老)，或只是克盡外界強加的制度性責任。
當人們「選擇」成為父母，並選擇在年紀較大、「準備好」的時候生養子女，往往意味著他們對此身分有更強的認同，並預期投入密集的情感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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